一、緒言：

一九九八年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基本上仍延續著幾年來的低迷狀況，在輝暗沉悶的通道中找尋出口。檢視整個九八年台灣文學傳播的路徑，可以這麼說，台灣文學界正在等待著春天的來臨，而春來之前，寒冽陰冷總是免不了的。

九八年的文學界企盼著春天的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文學界對國家文學館獨立設館的強烈呼籲和獲得回應。這個始自三月十八日文建會附屬機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組織條例」在立法院審查時遭到擱置的事件，於同月九歌出版社創業二十週年推出「台灣文學二十年」系列酒會時，因台大教授齊邦瑗的厲聲疾呼，而引起文壇關注，最後終於在十一月獲得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回應，而決定了獨立設館的方向。

在文學界爭取國家文學館的過程中，文學界展現出的力量，主要是表現文壇大老的抗議、中壯代作家的撰文呼應，以及目前由中壯代作家主編的副刊的議題設定之上，經由這樣的努力，引起行政和立法部門的重視，終於獲得正面回應。這個過程，突顯了文學傳播媒體的力量，糾合並匯聚文壇意見，有效地促成國家公共政策的扭轉。文學界的春天，就從這裡開出了花朵。而這也成為一九九八年台灣文學傳播的一個正面的典範。它給予一向對政治冷漠的文壇一個值得思考的啟示：文學界必須關注與文學有關的公共事務，才能在開放民主的社會中，取得應有的資源，並改變這個國家對於文學事務的態度。

因此，這篇觀察報告要從國家文學館的設館開始，探照九八年內台灣文學界與台灣社會的傳播互動，並希望從中釐清台灣文壇活動與文學傳播的課題，以提供讀者九八年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的主要圖式。這個圖式，可以分成以下四個斷面。

斷面一，要檢視突顯在國家文學館設館過程的主要文學傳媒──副刊；斷面二，要檢視文學出版與社會的互動；斷面三，檢視文學雜誌在九八年中的傳播表現；斷面四，檢視學院對文學傳播量能的累積與儲備。

二、圖式：

 ○斷面一：副刊的甦活

與九六、九七年相較，報紙副刊在九八年內展現的，是令文學界歡喜的甦活的力量。我在去年的觀察報告中，曾經用「報紙副刊仍繼續開窗，且似乎還開出了更多、更大的窗口」來形容副刊甦活的新象。並以由文建會主辦、聯合副刊承辦的「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為例，強調「這場研討會，既突顯了副刊在中文報業上歷史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存在意義，也因而有效延緩了九六年後出現的報業廢縮副刊危機」。

進入九八年後的副刊，延續著這股力量，在穩定中繼續成長，幾家主要的報紙副刊在這一年內多有不錯表現。其中，對應於國家文學館的設置，除了聯合報副刊製作專輯，邀請文化學術界人士倡言國家文學館設置之必要，推薦合適之館長人選之外，自由時報副刊也有多篇專文強力呼應齊邦媛的訴求。這反映了副刊作為文學傳播媒介的功能，對於政治與文化界善盡了傳媒守望的責任，並使得國家文學館脫出文資中心之外獨立設館成為可能，七○年代副刊的雄姿到此已呼之欲出。

同樣彰顯了副刊呼風喚雨，在議題建構上大有斬獲的是這年十一月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與遠流出版社籌畫的「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登場，主辦單位計邀請了全球各地的學者多人提出論文與會，透過副刊的媒介力量，一時之間使得金庸小說熱潮再現，對於大眾文學的提昇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以金庸小說的內涵進行學術研究，透過副刊的傳播，使得社會大眾更深層地認識大眾文學的意涵，這顯現了副刊在媒介的教育功能的有力發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人間副刊透過「中時電子報」的出現於網際網路之中。在這之前，聯合報副刊已有「文學咖啡屋」上網，不過像人間副刊將每日內容全文上網則是首見。通過網際網路，副刊的運作從平面媒體進入網路，使得網路的文學版圖為之擴張，也促進了網路瀏覽者取閱文學資訊的便利性。人間副刊的網路化，若持續以之，並且善用網路的即時互動特質，應可期待將帶來新型態的「網路副刊」模式。

而台灣日報副刊，則採取關注本土與社區文化的思考，在這一年的五月，與報社所在地的誠品書店、誠泰銀行、全國廣播合辦「台中•作家」系列活動，假誠品書店、中友百貨、無為草堂茶館展出作家影像展、作家菁華著作書展，舉辦講座、放映賴和與楊逵的影片。這個活動持續了一個月，透過副刊每日推出的作家攝影與簡介，對於提振台中地區的文學風潮，頗見效能，也使得台灣副刊從台中出發的意義得以浮出，建立了台灣副刊作為本土文學傳媒的特色。

最後，則是各報副刊文學獎的持續經營。除了聯合副刊和人間之外，中央副刊在中央日報文學獎之外，另設的海外華文創作獎進入第二屆，今年更新辦首屆勞工文學獎；自由副刊則協辦愛盲文教基金會的第一屆身心障礙者文藝獎；民眾日報與文學台灣基金會合辦的「台灣文學獎」進入第二屆；中華副刊主辦的梁實秋文學獎進入第十一屆。這些文學獎的舉辦，突出了副刊在獎掖文學新秀、推動文學發展的地位依然屹立不移。

○斷面二：文學出版的靜寂

九八年的文學出版界，基本上仍然處於景氣所帶來的靜寂狀態，儘管根據文建會《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圖書出版市場研究報告》的統計，購買圖書最多的年齡層在三十歲到三十九歲的年齡層，最少的在十五至十九歲的人口，然而實際的出版內容似乎並未反映相對的年齡，特別是在文學出版品的市場上。如果就圖書的購買調查來看，台灣人平均每人每年用於圖書的消費只有三九○六元，吃喝玩樂則高達五○六○○元。簡單統計，買書只有吃喝玩樂消費的百分之八，這約略可以說明，台灣的消費傾向輯不適合出版這個行業。

文學出版更是如此，以誠品書店「TOP100一九九八年度書籍排行榜」為例，在「中文圖書小說/ 詩類」中，前十名除了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與楊牧編譯的《葉慈詩選》之外，餘多為外國暢銷作品翻譯本；在「中文圖書一般文學」部分，前十名入圍者只有光禹、劉墉兩人三本是國內作家著作。這樣的排行榜出現在以閱讀品味為號召的書店，更加突顯了台灣文學出版的艱困與靜寂。再根據賴國洲書房所公佈的「一九九八十大讀書新聞」來看，似乎也反映了這年內台灣文學出版的乏善可陳。這十大讀書新聞中，除了《楊逵全集》出版、余光中七十大壽出書、澎湖頂灣受刑人出書三項之外，其他皆為議題與活動；在議題部分與出版品有關者，則有「飲食休憩出版品大量出現，反映出一股都市特有的消費文化」一項，這個現象正好足以為前述「台灣人買書只有吃喝玩樂消費的百分之八」的統計作一註腳，同時也再一次證明了九八年台灣文學出版的窘困狀態。

《楊逵全集》的出版，係由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策劃，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執行，彭小妍主編，全集共十四冊，七月下旬出版第一批四本，預計四年內出齊。與日本出版界對作家全集的重視，以及各出版社競出作家全集仍能有一定市場相比，台灣的只能由國家機構、地方文化中心委託學界編輯出版，似乎也印證了台灣讀書風氣的欠缺、文學閱讀人口的稀少，這不能不令人為之扼腕氣結。比《楊逵全集》稍早的是，文經社獨力在二月中出版了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聯盟創辦人張深切的全集十二卷，這樣未透過公家機構補助出版全集的例子不多，這與文經社社長吳榮斌係張深切外甥有關。無獨有偶，五月由麥田推出的《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共出七卷，質量可觀，也值得一書。

此外受到矚目的是，詩人余光中歡度七十壽慶，除了中山大學為他舉行「重九的午後：余光中作品研討暨詩歌發表會」之外，九歌出版社出版了余光中詩集、散文集、評論集以及鍾玲主編的壽慶詩文集共四本，可說是文學出版的一項溫馨而又備受注目的盛事。當年五小之一的九歌出版社，在這一年內仍然持續出書，並且於三月三十一日歡度創業二十週年之際，推出「台灣文學二十年」套書，分別由白靈、陳義芝、平路、李瑞騰等主編詩、散文、小說與評論等四書，在文學出版不景氣之際，不計盈虧，懷抱理想，洵屬匪易。

與九歌出版社一樣堅持文學出版、在本年內也有一套重要出版品推出的，是前衛出版社。前衛長年來為台灣本土文學奮戰不懈，在出版市場中備嘗艱辛而甘之如飴，這年七月，該社推出「台灣大眾文學系列」第一輯十冊，由日本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總企劃。塵封已久的早期大眾文學佳作於焉重見天日，功不唐捐。而由探索文化出版，宣稱是「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監獄文學」實際上則非的《來自邊緣的故事》，也在同月出版。這本書是由作家歐銀釧、張典婉、沈花末、呂則之等指導的澎湖鼎灣監獄受刑人的作品結集，受到獄政單位的支持，一度熱賣。也與大眾文學出版有關的，尚有配合二月台北國際書展舉行的「武俠文學再出版」座談會，三月皇冠大眾小說獎的揭曉。

分析前述這八家文學雜誌背景，《聯合文學》為聯合報系經營，《中外文學》為台大外文系所辦，《文訊》為國民黨文工會所辦，《幼獅文藝》為救國團所辦，《明道文藝》為明道中學所辦，都有著一定的資源和影響力；而屬於本土文學雜誌的《文學台灣》、《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則為同仁刊物，由同仁集資募款興辦。這兩類雖然資金來源背景不同，市場經營艱困則一。一般雜誌的運營，通常依賴發行與廣告，發行愈大，廣告愈多，運營資金也就愈充裕；然則，文學雜誌發行有限，讀者不多，這導致除了《聯合文學》尚可見到廣告之外，其他雜誌莫不艱苦經營，相當不易。

而就編輯走向與定位來看，《中外文學》延續著兩三年來不斷強化的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研究與台灣現代文學創作的路向，推陳出新，迭創新猷，對於台灣文學研究與創作，多有貢獻；《台灣文藝》則與《文學台灣》、《台灣新文學》連成一氣，從本土出發，為台灣文學的寫實傳統奠定深厚根基，並且嘗試在寫實的傳統中鎔鑄當代台灣的新象；《聯合文學》、《幼獅文藝》、《明道文藝》等在這一年內刊載創作水準不斷提昇，而企劃性的專題和專訪也多有可讀。